留学日本,是中国学子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时一个很有魅力的选择,现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就学生已经达到了11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莹烛映雪,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学业,贡献于中国也贡献于日本,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在各种主客观原因中走向堕落、犯罪与凋零，他们也为我们展示一幅令人失望与痛心的留学风景。

　　留学生成了“犯罪生”？

　　中国留学生来日留学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挣钱？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搞不清楚。留学生在日打点工挣点钱，补贴一下生活所需，无可厚非。但近几年以来，一些留学生为了捞钱，参与的犯罪案件数量飙升，各种各样的违法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达到顶峰的是2003年6月20日,福冈一家四口惨遭三名原中国留学生灭门，至今仍然令人毛骨耸然，他们来日本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捞世界，捞不到就强抢，最终只抢到了3万7000日元，还夺去了四条无辜的生命。

　　2003年6月20日犯案后两名原中国留学生逃回中国，同年8月在中国被中国警方逮捕。2005年1月，中国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原中国留学生杨宁死刑、王亮无期徒刑。杨宁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中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被告杨宁的上诉，并在2005年7月12日对被告杨宁执行了死刑。今年3月8日，在福冈高裁举行的二审判决中，福冈高裁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驳回了被告、原中国留学生魏巍（27岁）的上诉。

　　中国留学生私费来日留学，大家都各有各的难处，家境不太宽裕的也不在少数。但其中大多数走向犯罪的留学生来日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学习，而只是单纯地为捞金钱而来。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弄到假证书，蒙骗到签证，不仅如此，来到了日本，他们偷抢拐骗，样样在行。现在来日的中国留学生平均年龄已经越来越年轻，自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其中一些人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地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相对来讲对於犯罪的免疫力也较差，这样就很容易出轨，甚至违法。

　　2006年11月20日，居住在静冈县富士市的中国留学生周晓旭（24岁），被静冈县警以涉嫌“资格外活动”、违反出入境管理法逮捕。警方怀疑他在2006年3月——10月，在网上出售网络游戏的电子武器装备（Internet Game Item）等，获得约3亿日元的利益。11月22日，熊本县警以同样的嫌疑，将在熊本市居住的中国留学生王悦偲（23岁）逮捕。王悦偲在日本网络上炒卖游戏的虚拟武器，获利1亿5000万日元。今年1月26日，警方又以涉嫌破坏电子计算机等业务妨碍罪对中国留学生王悦偲实施了再次逮捕。王悦偲于2004年4月以交换留学生身份来日留学，并于第二年成为自费留学生入读私立的熊本学园大学，被捕前在该大学读二年级课程。

　　据日本警察厅于3月7日发表的2006年度来日外国人犯罪检举状况报告书显示，在日外国人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由留学生及就学生参与的案件数正在逐年增加。1996年的外国人刑事犯罪中，有397人是中国留学生，而2006年的外国人刑事犯中，则有695名是中国留学生。中国人犯罪，侵入偷盗为最主要的犯罪形态，占全体此类犯罪的67.3%，另外伪造各种电磁记录卡的犯罪也比较明显，占全体此类犯罪的85.3%。从犯罪的年龄来看，2006年度中国人20、30多岁的犯罪者占全体中国人犯罪人数的81%，其中20至29岁犯罪者竟然高达55.8%。从中国人犯罪者的职业构成来看，以大学生和专门学校的留学生等为最多，占全体中国人犯罪者的28.4%。从中国人犯罪的身份种类来看，持留学、就学在留资格者犯罪者多发，占全体中国人犯罪者的34.8%，其中中国留学生为20.1%，中国就学生为14.7%。

　　“二奶”群落

　　日本某私立大学留学生相谈室的中国籍老师介绍，女留学生被日本人包养的现象虽然不算多，但其出现却由来已久，究其原因也比较复杂。在日本这个发达国家里，留学生经济压力普遍比较大，加上日本至今还没有有效的留学生支援政策，使得不少不愿吃苦的女孩子拿青春赌明天。而其中，本身来日目的就不纯的留学生也占了一定比例。

　　32岁的阿玉（化名）是东京某私立大学学部三年级学生。三年前在北京一家小公司从事普通文职工作的她，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日本大学直接到中国招生的信息。厌倦了办公室工作的阿玉报名后没想到顺利被录取。来到日本后阿玉才发现，打工支持正常学习生活的日子比北京办公室的文职工作苦多了。就在此时，经常来阿玉打工餐馆消费的一名中年日本男顾客，盯上了清秀的她。阿玉虽然知道其“不怀好意”，不过考虑到作为女孩子自己不小了，已经不是打工拼搏的年纪了，能够有日本人看上自己，已经算是幸运了。虽然知道其已有家室，没过多久阿玉还是辞掉了工作，在“男友”为其租的公寓里过上了被包养的生活。由于经营小型建筑公司的“男友”经常不在东京。阿玉又趁“男友”不在身边时，与两个住在外县，隔三差五来东京工作的当地小老板相继同居。至今再没打过工的阿玉经常拿出“男友”们送其的名牌礼物在同学面前炫耀，还将自己如何游刃有余地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以至于三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等等，毫不掩饰地说给学校的人听，让听了都觉得难为情的老师也不知说她什么才好！阿玉表示，自己现在生活富足又有学可上，实在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将来的打算自己倒觉得有些迷茫，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人生在世就年轻这么几年，自己不想活得太辛苦！

　　也有不少女留学生是迫于无奈不情愿地选择了这条路。就读专门学校的小慧，初来日本时，与打工店的老板日久生情。老板年逾四十还是独身，不久后两人便住在了一起。谁知没过多久小慧便发现了“男友”酗酒、打人等种种恶习。提出分手的小慧遭到了“男友”的拒绝，不仅如此，为了牵制小慧，“男友”还将她的护照、登陆证扣留，并威胁其如果张扬出去，就要她的性命等等。如今的小慧已经和“男友”一起生活了近两年，她表示，自己虽然一直想摆脱“男友”的纠缠，但又怕他真的对自己下毒手，生活在惶恐中的小慧说，自己每晚都会做恶梦……

　　网吧里的留学生

　　“给泡碗方便面，味道清淡一点”，小王冲着网吧管理员喊了一声。不知不觉中，小王已经在网吧待了整整一晚了。

　　小王来日本刚满一年，在东京某语言学校上学，晚上在一家料理店打工，一周五天，一天4个小时。每天下午，小王到学校上四个小时的课。傍晚开始，他在一家料理店打4个小时的工，然后就泡到网吧里，直到天亮才回住处睡上几个小时。

　　打游戏、聊天，小王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干了什么，“时间就这么一下子过去了”。不到5分钟，热腾腾的方便面已经端到电脑前。

　　小王说：“留学生活很枯燥，只好在网吧打发时间”。小王并不承认自己对网络有依赖。不过，据他自己估计，他每天挂在网上的时间至少有7个小时。

　　“现在这上面一半是中国的同学、旧友，一半是网友”，小王指着MSN和QQ上的100多个联系人说。

　　这一功能对小王来说必不可少。从高中时代开始，这就是他和以前朋友联系的主要纽带。“几乎无法取代，有网络这样便捷的方式为什么不用，没什么大事值得打个国际电话去问。”而今年回国过年，小王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小学同学又聚在了一起。网络校友录成了他们相遇的大本营。

　　2001年东京只有3、4家华人网吧，2002年一下子翻了两番，2003年则达到二、三十家。随后，不少中华物产店为了吸引留学生也开始配上几台电脑。

　　在华人网吧遍地开花的同时，批评华人网吧的声音也有很多。环境恶劣，滋生玩物丧志者，堆积色情、灰暗、游戏漫天飞，留学生沉溺网吧学业荒废不能自拔了……这些词都用到了华人网吧上。

　　对这些评价，小王不以为然，“网吧不仅是因为有电脑的网，还是我们这些人的交际场所”，在网吧他也会干点儿其他事，比如和中国人朋友聊聊天。“我来日本三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还是在网吧里认识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几个留学生拼车、拼饭，抱着团儿一起出去旅游。在这个日本这个陌生的地方，网吧成了我们的汇聚地。

　　虽然，许多留学生在学校或在家都可上网，但似乎更愿意去网吧。根据设施、配置，网吧的价格从每小时数十日元到一百日元不等，价格远远低于日本人开的网吧。“对玩游戏的留学生来说，上网价格并不是最重要的。喜欢玩游戏的人自己家里就能上网，但还常去网吧，这是因为，自家电脑机器的配置可能上不去，网络的速度可能上不去，所以他们愿意再花钱到网吧去玩。”一位网吧经营者说.

　　“有的同学不是天天来，但也会经常来。有的同学聚会、喝酒到凌晨，赶不上电车就在网吧里休息”，小王说：“说不清楚网吧到底对自己有多重要，如果离开网吧也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

　　“在这里还可打国际电话”，池袋一家网吧的店员介绍，买了IC卡后可插卡打国际电话。用这些IP电话打国际电话非常便宜，按地区不同，价格略有差异，最便宜的地方1分钟国际话费仅5日元，且没有其它费用。

　　一位网吧经营者说：“华人网吧客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比较大。因为，多数留学生毕业就要回国，新的一批学生又来到日本，刚来日本的学生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又离不开网络。现在留学生都会操作电脑。从整个趋势看，留学生越来越多，所以我不担心客源。”

　　“学术搔扰”是常见风景

　　日本的集团构成，用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日本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一个人所谓的“立身出世”，不能靠个人能力实现，往往也不能靠父亲的权力和财富实现。个人所必须通过的是“照顾”和提拔“自己”的“顶头上司”，所谓“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

　　中根千枝还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不管人的地位如何,对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正常的,后辈在学问上反驳前辈,弟子在争论中反驳老师,也都是很正常的,甚至在西藏的藏传佛教的领域,至尊的活佛有时也会走下圣坛,和弟子们热烈争论佛教问题。但是在日本就不同,弟子反驳师长,往往会被看做大逆不道。

　　日本的大学里尤其是这样,在日本大学中,日本的集团性体现得最明显,日本的大学中缺少竞争机制,论资排辈现象尤为严重,如果对自己的导师在学问上不是毕恭毕敬,夹起尾巴做人,而是像在中国那样敢对老师的理论和说法进行公开挑战和争论,那就肯定会在学业上受到很多挫折。

　　留学生小刘在硕士毕业后来到日本一所著名的学府想进博士课程。小刘生性聪明,对学习充满了热情,虽然没有拿到奖学金,但是平时打工很少,节省下的时间拼命学习。他将生活水准降到最低点,一个月的伙食费仅用2万日元,有时间就钻到图书馆里苦读,因此他所读的书非常多。

　　他的导师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谈一些比较新颖的学术观点,但是并不说明这些观点是引用还是导师自己的观点。而小刘读书较多,在讨论的时候经常当着老师的面指出他所陈述的“新颖观点”出自哪一本书,作者是谁,这使他的导师很不愉快,同学们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知道了有些新观点原来不是老师的独创,老师不过是转述而已。

　　后来小刘为自己的“不知趣”付出了代价。小刘要进博士课程,须先写一篇论文,他在选择题目时,争求了导师的意见,导师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小刘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费了半年工夫写了一篇论文,他自己认为这一定是一篇“力作”。

　　但是在考完试时,他的导师才当着众多的教授的面指出小刘的论文“文不对题”。写了一篇“文不对题”的论文,肯定是落选无疑。小刘含泪吞下了这个由于“揭老师短”带来的苦果。

　　校园中的学术搔扰,不仅限于在升学上的“公报私仇”,尸位素餐,不给留学生上课,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去年7月28日，日本四国地区的香川大学作出决定，对于3名有拒绝给中国留学生上课等行为的教育系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美术研究科教授等实行停职3个月等处分，还有2名教师也因此受到相关处分。曾担任教育系学部长（相当于系主任）的副校长加野方正也因此引咎辞职。学校方面指出：美术研究科的一些教授“尸位素餐”，连续10年以上对中国留学生、日本学生、还有社会人等不予授课或敷衍了事，使憧憬日本前来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学校对此表示深切反省。

　　1999年，中国硕士生何港曾在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法务省、文部省和他所在的国立大学，在递交给法庭的洋洋八千言、题为《他们配称为教育者吗》的申诉书中，何港指出：全体老师几乎没有不迟到的，而且迟到半个小时根本不稀奇，再一个就是“休讲”，没有什么原因就休讲。研究主题有名无实、指导上无计划、无责任、研究内容大量疏漏、基础实验完全省略、竞争意识薄弱、研究方法陈旧、实验装置水平低下，使我的留学计划彻底失败，艰辛劳动挣得的学费和大量时间全成了泡影。

　　有许多留学生反映，不少教员，特别是有“铁饭碗”的国立大学教员，他们只重自己研究，对教学敷衍了事。在某些国立大学中流行著这样一种风气，教员上课不迟到就是“不酷”。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在2002年的《学生生活调查报告书中》显示：在有关“教学内容的希望”这一项调查中，共收到315份答卷，其中要求教师“改善授课态度”的达68件，并指出教员们需要改善的问题是“以研究为中心而不顾教学”和“迟到和休讲日常化”等。

　　日本将这种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学生带来学术上的困境的现象叫“学术搔扰”。